2016年10月23日 星期日

【劫難文學盧安達篇】房慧真/沒有旁觀者的一場日常殺戮 聯合報2016-10-21

大屠殺的真正根源,早在1933年,比利時的殖民時期,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、鼻寬、耳長,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,在身分證上的欄位,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……


一戰過後,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
2004年,大屠殺發生十年後,法國記者Jan Hatzfeld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,採訪殺人者皮奧。
皮奧不是軍人,也不是警察,只是一個普通人,他說,「我一時衝動幹掉第一個,什麼也沒想,儘管他是鄰居,就在我家附近。殺人的那一瞬間,我沒管他以前是什麼人,我打死的那個人,對我來說沒有親疏之分,不再是普通人,不再是每天碰到的人,他長得很像我認識的人,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他一直是我鄰居。」
1994年,盧安達的大屠殺在春天動,胡圖人殺害圖西人,從4月到7月,大約一百天的時間殺了一百萬人,平均一天殺一萬人,每小時殺400人,每分鐘殺6人以上。整個國家彷彿感染殭屍病毒,殺人,成了日常。
1994510日是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的就職日,結束長達近50年的種族隔離政策,南非產生了第一個黑人總統,當天,全世界有10億觀眾收看電視直播,非洲彷彿不再是野蠻與愚昧的等義詞,從來沒有像這天一樣,黑暗大陸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。
2500名記者從世界各地飛往南非,鎂光燈此起彼落,媒體渾然不知,在非洲中部的盧安達,劊子手每天朝河裡扔下5000具屍體,聯合國派駐於當地的維和部隊,頻頻對外求援,要求加派兵力止殺,國際間卻依然冷漠、無人聞問。
朝夕相處的鄰居,如何在一夕之間成了惡魔?回顧歷史,從來沒有什麼深仇大恨,胡圖人和圖西人幾世紀以來比鄰而居,使用同一種語言,信奉同樣的宗教,在1916年盧安達成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前,胡圖與圖西族互相通婚,和平相處。一戰過後,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,比利時人將身形較高瘦的圖西人,視為比矮壯的胡圖人高貴,從此有了尊卑次第,由圖西人統治胡圖人。

首先要讓他們相信,要殺的不是人類
1957年,胡圖人發表宣言,反對圖西人長年的政治壟斷。政治動盪的交接點,在1959年,35年後的悲劇預先彩排,胡圖激進團體大肆屠殺上千名圖西人,殺人者沒有獲得任何制裁,1962年盧安達脫離比利時獨立,國家改由胡圖人統治,30多萬圖西人逃離家園,成為難民。
流離失所的圖西人,在1987年組成游擊隊「盧安達愛國陣線」(Rwandan Patriotic Front,簡稱RPF),準備回到盧安達爭取生存權,1990年內戰開始,RPF每次進攻,就刺激胡圖人殺戮境內的圖西人以洩憤。19927月,RPF同意停火,8月,交戰雙方在盧安達周邊四國領袖的見證下,正式簽署阿魯沙和平協議,希望能終止三年內戰,並讓圖西難民能回家,胡圖人將和圖西人組成聯合政府。
和平在望,充滿希望的時刻,卻也是暗影孳生的開始,部分胡圖人害怕圖西人回來分享權力,從前曾殺害圖西人的胡圖人,也害怕遭受報復,開始散布仇恨的毒素。
最有效的方式,莫過於經營媒體,盧安達人閒暇之時喜歡聚集在空地,一起收聽廣播節目,激進胡圖團體「阿卡祖」(Akazu),正是千丘自由廣播電台的大股東,因此除了廣受歡迎的娛樂音樂節目,還有不斷將圖西人醜化為「螂」的歧視性言論。
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,首先要讓他們相信,要殺的不是人類,而是一隻可以在腳下的害蟲。一如納粹也曾成功塑造無形的偏見:讓人將猶太人與吸血扁蝨聯想在一起。
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,在屠殺中起了很大作用
帶有劇毒的語言中,殺成年男子被稱為「清除灌木」,殺婦女兒童則是「拔毒草根」。除了正規軍隊之外,還有新成立的民兵組織「聯攻隊」(interahamwe),盧安達語為一起工作的人,殺人不過是社區服務(umuganda),在日後的大屠殺中成為殺人主力。
毒語言如蒲公英的種子,隨著廣播節目的放送,飄飛到各個角落扎根,仇恨與日俱增。199446日,盧安達總統的班機被飛彈擊落,至今仍不出擊落班機的真兇,但廣播電台隨即發布了未經證實的消息:「是圖西叛軍幹的!」播音員不斷在廣播內放送圖西「害蟲」的名字和住址,煽動群眾群起捕殺。
謠言的、仇恨的、非理性的大浪襲來,知識分子、地方名人非但沒阻擋,反而也加入了煽風點火的行列,在屠殺發生最為慘烈的基布耶省,就是由省長主導:「圖西人是一堆汙穢物,什麼都不是,我們要進行打掃工作。」省長並不是刻板印象中大字不識的蒙昧「酋長」,省長來自農家,憑著苦讀得到醫學院的獎學金,在從政之前,他是一間醫院的院長,憑著名望當選首長。
研究種族清洗的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發覺,看似野蠻的屠殺,其實有著文明世界的競逐性質。省長的殺戮,是為了「追名逐利」,害怕圖西人回來後會分一杯羹,Michael Mann說:「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,在大屠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」

穴還未完全填滿,誰願意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?
飛機失事的第二天,47日,千丘自由電台激情地吶喊:「墓穴還未完全填滿,誰願意做善事,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?」
大屠殺在光天化日下進行,圖西人大批死於路障前,經過檢哨要出示身分證,標記為圖西人的就地殺害,有些沒有帶身分證件的胡圖人,只要體態高瘦像圖西人,也被殺害。
殺人並非像納粹建造集中營那樣,在隔絕的環境中無聲無息地發生。殺人且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眼前發生,維和士兵不僅只有區區幾千人,且奉命要保持中立,不得干預「內政」,加害者甚至樂於在無能的維和部隊「注視」下殺人。
整個國家都成了附魔者,除了政治派系、軍人、地方名流菁英,但也有大批普通的胡圖人,以組織鬆散的民兵樣貌出現,失控的殺戮能不斷蔓延出去,就來自於這些沒有軍紀管束,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普通人。
加害者與被害者,大多是相識多年的同事、鄰居、師生。醫生殺害病人,丈夫殺掉妻子,老師殺死學生。日常生活幾乎天天照面的人,長相如何?有沒有說過話?興趣嗜好是什麼?早已隱沒於「螂」的害蟲圖騰下,廣播裡的仇恨叫囂,成了每個人腦中的幻聽:殺—無—赦。

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
殺人可以隔著一段距離之外(丟手榴彈),可以居高臨下(戰鬥機轟炸),也可以由機械科學代為執行(毒氣室與焚化爐)。大部分死於大屠殺的圖西人,卻都是近身被農具砍死,一刀先砍向腳踝的阿基里斯腱,使其無法逃走。殺人早有預謀,早先,激進團體從中國進口了幾十萬把的非洲大砍刀和鋤頭、斧頭、長柄等「農具」,僅僅非洲大砍刀的數量,就足裝備全國三分之一成年男子。
農具成了殺人工具,於是殺戮這件事,便從專業化的軍人手中釋出,當整地的大砍刀發下去後,沒有人能豁免於「兇手」的職責。
普通人中,有人熱血激昂,第一次殺人就上手,然而更多的是怯懦不敢動手之人。用一把霰彈槍掃射,一個人一次可殺死230人,用一把刀,一次只能殺死個位數的人。盧安達大屠殺卻願意不要效率,只求將鮮血儘量沾染到每個人手中。
將砍柴的大砍刀交到猶豫不決的人手裡,將巨大的邪惡攤分給每個人,一位士兵回憶:「每一個人手上都必須沾血,這樣就沒有人會受到責備。平民不能只是旁觀,日後他可能會譴責我們,每個人都必須『幫忙』殺掉至少一個人,到了第二天,這對他就成了一個遊戲,不需要再催促他了。」
盧安達大屠殺,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。

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
將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,士兵向孩子粗暴地扔石塊,好激發出他們的鬥性,一起拿刀加入殺戮的行列。稚嫩的娃娃兵從11歲到14歲都有,殺人為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,為了晉身於同儕之間,不想被瞧不起,所以11歲的男孩也要脫下褲子,去強暴年紀足以當他母親的圖西女人。一位受害者事後回憶:「看著一個年幼的孩子強姦我,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。」
大屠殺的隔年,諾貝爾和平獎得主,南非的圖圖大主教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參觀,「裡面塞滿了疑似參與屠殺的人,他們幾乎都是胡圖族人,有婦女、男人甚至孩子,男女老幼、三教九流無所不包,其中還有教士、修女、教師和律師。監獄擁擠不堪,有些人因窒息而死。」
殺人者說:「你永遠看不到大屠殺的根源,它深深埋在嫉恨裡,一代又一代的不和,我們是繼承這些的最後一代人。」
大屠殺的真正根源,早在1933年,比利時的殖民時期,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、鼻寬、耳長,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,在身分證上的欄位,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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