草書結構有極其嚴格的要求，沒有經過一定的訓練，不但寫不了草書，連閱讀都有困難……
王鐸《杜甫秋興》局部。 侯吉諒
今人用墨，多見奇巧，此乃受王鐸、王覺斯影響所致。
王鐸是明朝末代禮部尚書，以書法知名，據說他每到之處求字的人絡繹不絕，上朝時連宮女宦官都要大排長龍跟他求字；可惜的是，清兵打到南京時，王鐸是那個率領百官在南京城外迎接清兵投降的人，這個行為讓他的人品受到很大質疑，以後他雖然在清朝仍為高居顯要，但背叛故主的惡名讓他非常的鬱鬱寡歡。但儘管如此，入清之後他的書名依舊不減，跟他求字的人仍然很多，所以，一來是為了寫字的效率、二來是心中的鬱壘之氣難解，所以寫字的時候就幾乎成為情緒發洩最好的方法。
如果不從「君死臣亡」這種觀念出發，政權更迭的時候想辦法保命也是人之常情，事實上，能夠以國家社稷為念的人其實不那麼多。北宋時金國入侵和晚明清兵侵襲有驚人類似的情節，都是國家（皇帝）為了籌集戰爭所需的費用而焦頭爛額，但那些家裡儲存大量金銀財寶的大臣們卻一個個冷漠以對，即使戰敗後，面對兵臨城下的敵人所提出來的為數不多的賠款，高官富人們依然不願意拿出自己的財產，結果，是得不到滿意財富的金人、清兵因此決定洗劫京城，最後導致國家滅亡。明崇禎皇帝死前留下的遺書中有「逆賊直逼京師，然皆諸臣之誤朕也」的句子，雖然言過其實，但也有幾分事實。
王鐸以禮部尚書的身分率領南京官員向清軍投降，說起來還有一定的擔當，他豈不知投降已是招人口實，率領官員投降更是不妥，但此事總得要有人做才能安定局勢、避免過多的殺戮，以此觀之，王鐸可以說是極有魄力，至少比那些說一套做一套的人磊落得多。
在政權建立之初，清廷以安定民心、恢復政事為要，種種繁雜的事務仍為需要眾多明朝的官員承擔，所以還是有很多明朝的官員繼續在清朝當官，這些人的言行也沒有受到太多責備，即使死命抵抗滿清政權的一些名流，如：傅山、黃宗羲等人，也只能堅持自己做一個遺民，並不反對他們的子孫為清廷服務。
因而可以理解的是，在清初的官場交流中，仍然延續著以前的人事與習慣，很少有人以「二臣」鄙視王鐸，他的書法還是大受歡迎，求字的人還是很多。因為求字的人多，為了增加效率，王鐸通常用長鋒羊毫，飽沾墨汁後放筆直寫，數字不斷、一氣呵成；故其墨從濃、濕、暈、正常、乾、燥、焦順序而變，反覆沾墨、寫字，墨韻便形成繁複的變化，此法較之以前的書法家，墨的變化豐富許多，此其可貴之處。
王鐸書技嫺熟，可以控制不同墨量的用筆方法，一般人技術不夠，模仿王鐸的寫法常常是粗看豪放細觀慘不忍睹。事實上，王鐸這種寫法出現之後，二、三百年來並未形成風氣，主要原因，還是在書寫技術與情感抒發之間不容易取得平衡，一旦控制毛筆和書寫情緒的能力不夠，缺乏節制的、甚至是含蓄的情感表現，很容易就失控，使書法變成情緒暴走的線條。
書法當然也有過非常張揚的表現時期，最有名的書法家和風格，當然是唐代張旭、懷素的狂草，他們的書法，如狂風如暴雨、如閃電如激流，寫字的速度非常快、力道變化萬千，這樣寫字，書法家必然身心都處於一種亢奮的情緒之中，李白的詩說：「吾師醉後倚繩床，須臾掃盡數千張。飄風驟雨驚颯颯，落花飛雪何茫茫！起來向壁不停手，一行數字大如斗。怳怳如聞神鬼驚，時時只見龍蛇走。左盤右蹙如驚電，狀同楚漢相攻戰。」傳神再現了懷素草書的現場感。
懷素《自敘帖》局部。 侯吉諒
現代人很少寫草書，頂多練習幾種字帖，甚至幾件作品的章法，就依樣畫葫蘆，頗能搏得一般觀眾的驚嘆，但和經典作品比較，當然是雲泥之別。
草書是所有書法字體中最需要嫺熟技能的，篆隸楷都慢筆書寫，碰到不熟的筆法、結構可以從容修正，草書的筆法如電光石火，瞬間就要完成，稍為遲疑就不可能寫好。
草書本來是為了速寫發明的寫字方法，所以草書的原意就是草草書寫的意思，潦草、簡單、快速，反正是只要快速書寫、自己認得就行，但草書後來成為通用的字體，為了彼此都讀得出書寫內容，草書的結構於是有了一定的規範，一點一畫都必須符合規定，這樣才可以避免誤讀，草書結構因而有極其嚴格的要求，沒有經過一定的訓練，不但寫不了草書，連閱讀都有困難。
孫過庭《書譜》說：「真以點畫為形質，使轉為情性；草以點畫為情性，使轉為形質。草乖使轉，不能成字；真虧點畫，猶可記文。」特別強調了「草乖使轉，不能成字」的這個特性，所以寫草書的技術要求非常高，一點一畫都有嚴格的規定和要求，點錯地方、彎錯角度，就變成另外一個字或是錯字了。
開創明末草書新潮流的傅山、王鐸，都是草書極其精熟的大家，王鐸自言一日臨帖一日自運，《淳化閣帖》中王羲之的草書他都爛熟無比，而傅山寫的《十七帖》則精緻逼真，沒有這樣扎實的功力，他們那種極為率意的行草不可能控制得了，尤其他們喜歡用長鋒羊毫，毛筆的控制更是不容易，書寫的時候要特別留意筆鋒的收束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寫得「奇怪生焉」。
清朝初期之後的書法潮流，因為各種原因轉向高古的篆隸發展，一般的書法家不再用力於筆法流暢精熟的行草，所以傅山、王鐸的書法也就沒辦法成為時代的潮流。
傅山、王鐸的書法風格沒有成為清朝的時代潮流，還有一個至今尚未有人提出的原因：當時致力書法藝術的人，大都是學問深厚的讀書人，大家對書法有一定最基本的認識，也就是說，什麼是書法（寫字）的基本規則、什麼是書法好壞的基本標準，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準則，一般人寫字，以及對字好壞的判斷，不會離開這個標準太遠。
受到日本書道風格，以及所謂現代書藝的影響，大陸近幾十年來流行過一陣一陣的「創意書法」，台灣這十多年來也頗有一些人跟進，這些書法以現代、創意和前衛為名，發展出許多怪異甚至可怕的書寫風格，正如許多所謂的現代藝術，形式怪異、名相奇特，其實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內涵。
其中以王鐸那種墨韻變化繁複為基礎的作品也時有所見，但缺乏書寫的功力，墨韻的表現也沒有邏輯可言，只是很隨興的濃淡、乾濕對照、重疊，甚至狂塗亂抹，以致文不能讀、字不可識，這樣怪異荒唐的東西，甚至不能稱之為書法。
受到當代藝術的影響，人們談到藝術總是強調創意，但創意並不一定是好，創意也有可能只是一種對傳統故意的悖離，而並非具有真正的創意價值。1980年代開始，中國大陸經過三次現代書法的大規模運動，從創意書法、民間書法到流行書風，都有數量龐大的書法家、理論家參與，除了引起不少爭論，並未產生什麼重要作品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，反倒是對傳統書法的臨摹、闡釋，不斷出現新的高峰，學習書法的風氣更隨著經濟的起飛而蓬勃起來。
文創不會是加上創意兩字的文化商品就比較值錢，書法也不是加上創意兩字就真的比較厲害，寫書法還是要有寫書法的根本道理，有了基礎以後再追求創意，應該還是比較實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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