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5月28日 星期六

子曰。見賢 柯慶明 2016年05月26日 中國時報

董陽孜在晚晴的年月,思「子曰」而作書法之創作,其中自有「入道見志」,既是「徵聖」,亦誌個人懷抱:正是以她自己的人生閱歷,作經典的見證,其中的微言大義,可否容許我們揣測?



 
子曰。見賢

子曰。見賢
董陽孜書法作品〈成人之美〉。(誠品提供)
子曰。見賢
董陽孜。(郭吉銓攝本報資料照片)

孔子師徒教學的實際情況,現在已經無法確知,若從弟子們以至再傳弟子們整編的《論語》看來,除了少數的問答與簡單的對話外,似乎已經轉化為一些警語與金句的叢集。作為警語或金句,往往獨標主旨,既不論也不議,更談不上所謂辯了。這與宣稱「予其好辯哉!」孟子在《孟子》書中的語言風格,自是大不相同。
但這樣精簡化的表述,似乎不純是紀錄編輯寫定的結果,或許也來自孔子訓誨的目的。例如:
子貢問曰: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?」子曰:「其恕乎!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。」(〈衛靈公〉)
子曰:「衣敝縕袍,與衣狐貉者立,而不恥者,其由也與?『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?』」子路終身誦之。」(〈子罕〉)
不論是「終身行之」或「終身誦之」,都作為安身立命,躬行實踐的準則標竿,正如:
子曰: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(〈子罕〉)
這些意念不是「知」,知識辨析的問題,而是心悅誠服,樂在其中的實踐過程,也就是生命實現的過程。因而在《論語》有如是動人的記載:
曾子有疾,召門弟子曰:「啟予足!啟予手!《詩》云:『戰戰兢兢,如臨深淵,如履薄冰。』而今而後,吾知免夫!小子!」(〈泰伯〉)
寫曾子遵行「身體髮膚,受之父母,不敢毀傷」的告誡,要到臨終才敢放鬆。
倫理的關懷
不僅子貢強調:「君子一言以為知,一言以為不知」(〈子罕〉),定公問:「一言而可以興邦」、「一言而喪邦」(〈子路〉);孔子自身亦提出「一以貫之」的思維方式,如:
子曰:「賜也,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?對曰:「然,非與?」曰:「非也!予一以貫之。」(〈衛靈公〉)
子曰:「參乎!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:「唯。」子出。門人問曰:「何謂也!」曾子曰:「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!」(〈里仁〉)
這裡我們看到曾子所理解的「夫子之道」,當「一以貫之」時為「忠恕而已矣!」,其實近於子貢所問:「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」,孔子的回答:「其恕乎!」。至於「多學而識之」與「予一以貫之」的差異,亦可由〈憲問〉看出端倪: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:「若臧武仲之知,公綽之不欲,卞莊子之勇,冉求之藝,文之以禮樂,亦可以為成人矣!」曰: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?見利思義,見危授命,久要不忘,平生之言,亦可以為成人矣!」(〈憲問〉)
臧武仲、公綽、卞莊子、冉求都是「多學而識之」的對象,但見利、見危、久要卻是行為的誡命與準則。倫理的關懷,才是孔子主張的生命實踐的重點,也是他主張的文化價值之所在。因而「一以貫之」的永遠是根本理念的直接表述,而非訴諸繁瑣的細節,因而孔子才會有:「禮云禮云,玉帛云乎哉?樂云樂云,鐘鼓云乎哉?」(〈陽貨〉)
《論語》所論往往只及於「禮」、「樂」,而不及於「禮文」或「樂音」的細節,反映的正是他教誨的重要所在。
經典的見證
戰後在台灣受教育的一代,雖然早無明、清兩代的科舉,但一般的高中生皆以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,而讀過泰半的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;尤其是《論語》,依學校的不同,有些不僅是熟讀,往往亦要求成誦,因而日後在為人處世,面對抉擇、艱困之際亦往往發揮了提示指引的作用。因而,董陽孜將此系列逕稱「子曰」,是否有早年背誦的印象在?
少年時日習讀《論語》,由於人生經驗的缺乏,大抵只能作文辭的理解,但在日後閱歷日厚,經歷各種動心忍性的人生階段與場景,或憶及或重閱,就往往對個別的語句與段落,會油然而生「心有戚戚焉」之感,而特別珍惜,特別感動,特別認同。董陽孜在晚晴的年月,思「子曰」而作書法之創作,其中自有「入道見志」,既是「徵聖」,亦誌個人懷抱:正是以她自己的人生閱歷,作經典的見證,其中的微言大義,可否容許我們揣測?
董陽孜已進入含貽弄孫的人生階段,但仍然創作;子夏問孝,孔子所答的:親子之間,出以天性,原就相親相愛,但因為人生階段與情境各異,在表達上不免會有齟齬,甚至愛深責切,關心者亂的表現,因而最難的正是保持和顏悅色的「色難」。抽離了「問孝」,「色難」不正指出了一切親密關係的要義?關愛之情,能否正確表現、傳達,豈不正在保持和顏、出以悅色,然後才能鼓舞、滋潤彼此的胸懷?
自省與改過
一個道德人格的成長,首先來自自我反省,曾子所謂:「吾日三省吾身:為人謀而不忠乎?與朋友交而不信乎?傳不習乎?」(〈學而〉)曾子的「三省」除了主「忠」、「信」作進德之自省,更強調了對「傳習」修業的注重。傳習修業,正是孟子所謂「尚友古人」,紹繼往聖先賢前人的文化創造,即使未能踵事增華,至少這類修習,亦可避免我們陷入如黃庭堅所謂:「三日不讀書,便覺面目可憎,言語無味」的境地,在此也凸顯了文化修養之重要。
若我們每日反省,但是「過」而不能改,則反省不僅徒然,更易淪為自厭自棄的口實。因而孔子稱讚顏回「好學」的「不遷怒,不貳過」就重要了。「不遷怒」則不諉過,而「不貳過」則為徹底改過。能否如此大徹大悟,絕不再犯,可能牽涉到「頓悟」與「漸修」根器的不同,但顏回的「不貳過」終是令人心嚮往之。然而,進德修業以至謀事處世,所需要學習的,不僅是自省與改過而已,尤其「為政」需要能夠有辦法使邦國「足食,足兵,民信之」(〈顏淵〉);遇「行三軍」,更得「必也臨事而懼,好謀而成」善加謀劃;因而一方面如孔子自謂:「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,需要以古為師;另一方面則亦如他所強調的: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,我無是也,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,多見而識之,知之次也」(〈述而〉)。他基本上是以多聞多見而擇善從之的方法來學習。
指引與啟發
這種以他人為典範、借鑑而增益自己的學習方式,使孔子明白的指出:「見賢思齊,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」(〈里仁〉)。以「賢」為典範,以「不賢」為借鑑。以及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:擇其善者而從之;其不善者而改之」(〈述而〉),以眾人為師的學習法,「賢」與「不賢」未必只是就「德行」而言,同樣的「善」與「不善」亦不僅限於正、邪之別,而亦可以是優劣能否,這種以眾為師,放到詩藝上即是杜甫所謂的「轉益多師是我師」。因而朋友交遊亦就具有相應的重要性。而「三友」亦正有這種正反的兩面:
孔子曰:「益者三友,損者三友:友直,友諒,友多聞,益矣!友便辟,友善柔,友便佞,損矣!」(〈季氏〉)
友直,友諒,友多聞,正都是賢者,善者,自當從之,以此等人為友(亦即「無友不如己者」之意)。但友便辟,友善柔,友便佞,則是「不賢」與「不善」者,一旦為友,則難以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,或「其不善者而改之」,這正與政治上「舉直錯諸枉」,或後世所謂「親君子,遠小人」之理是一致,也就是「以友輔仁」之義。
但是若「見賢」未覺其「賢」;「見不賢」未覺其「不賢」;或者同行而未察其「善」或「不善」,則自無「思齊」之心,亦無「內自省」之事,更無所謂「從之」或「改之」了。是以說:「不憤不啟,不悱不發」(〈述而〉)。所有的師法、借鑑皆必須感應於心,然後才能「知」,才能「好」,終至才能「樂」,因而孔子的教化就包括了:「興於詩,立於禮,成於樂」(〈泰伯〉),這是一種在興發感動中的學習,也是在動心忍性,人格輝映中的指引與啟發。
(待續)
(董陽孜作品展《子曰》617日至73日,在誠品信義店6F展演廳展出)
(中國時報)
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