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探底回答了「我從哪裡來」，但是回答不了「我要到哪裡去」；政治探底回答了「我走過哪些路」，但是回答不了「接下來我要選擇哪一條路」。
過去3年加上未來3年，可以稱之為台灣社會的「政治探底」以及「歷史探底」時期；但是，如果台灣不能開啟「哲學探底」的動力，恐怕單單政治和歷史的探底運動，所能造成的效果還只是對立性的，而一個處於對立狀態的社會，不但不可能找到主體性，連發展方向的最大公約數都捉摸不到。
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來說，如果不同時進行哲學探底，當下年輕世代琅琅上口的「轉型正義」（Transitional Justice），不但可能達不到，甚至淪落為某種「缺乏正義的轉型」。二戰後德國的轉型正義實施得如此成功，與泛日耳曼民族的深厚哲學反省能力有著絕對的關係，而拉美諸國也曾進行過轉型正義，結果就相當的鴉鴉烏，這也和拉美地區長期被殖民，雖有強烈的政治、歷史的探底動機，卻缺乏哲學探底能力有著絕對的關係。
簡化來說，政治探底，追究的是我被誰欺負過，我是被怎樣欺負的？而歷史探底，追究的是我從哪裡來，這一路我是怎樣過來的，路上發生了什麼事？這兩種探底，都有其必要性，也有其作用性，但是，即使答案再徹底、真相再清楚，頂多也就達到「我從此不要做誰」的結論，而推論不出來「我應該做誰」；這也就是說，政治及歷史的探底，雖是找到自身主體性之前的必要條件，卻不是找到自身主體性的充分條件。
歷史探底回答了「我從哪裡來」，但是回答不了「我要到哪裡去」；政治探底回答了「我走過哪些路」，但是回答不了「接下來我要選擇哪一條路」。這兩個回答不了的問題，都還需要一個更深的意識，那就是「我是誰」；只有哲學的探底，才能讓一個人意識到「我是誰」，只有當社會上過半的人意識到自己是誰並達成共識，所謂的社會主體性或國家主體性才能產生。
哲學探底，包括了一連串的「人應該如何」的發問：人應該如何生活，如何待人，如何面對自己，如何與他人相處…細細體會，所有的「高級理念」，都在這串簡單問題之中，如人權、自由、民主、幸福。殘酷一點地說，一個沒有哲學探底習慣及能力的社會，不管它高級口號喊得多麼響亮，它都是淺薄的、虛偽的，且多半時候它需要一個實質的權威文化來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而這個實質權威的文化或體系，一定是用高級理念來妝扮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「高級理念」不只是人權、自由、民主，我們耳熟能詳的另一套高級理念就是集體、專制、民族，倘若虛心請教激進穆斯林派，他們一定也能說出一套他們衷心接受的高級理念。大家都是人，但為什麼卻能導論出這麼多不同、甚至相互殘殺的高級理念？這又凸顯出哲學探底的關鍵性。一個只擅長於政治探底的社會（國家、民族、教派），最終只會得到冤冤相報的氣氛，而一個非常擅長於歷史探底的社會，只會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，而不清楚自己要什麼，一旦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處境，很容易就被威脅利誘。只有一個不斷進行哲學探底的社會，才能培養出定力及方向，也就是應變未來的能力。
過去400年來，台灣沒有太多哲學探底的機會，因而也缺乏這方面的能力。近30年來，台灣社會開始有了政治探底及歷史探底的窗口，並在晚近得到了充分爆發的機會，一時之下，還顧不到哲學探底這事。然而，倘若再不開始，等到政治、歷史兩探底的招式用老之後，再回頭可能就來不及了。
最後，值得提醒的是，哲學探底的啟蒙一定是個人的，而不是集體的；任何人或團體倘若宣稱他在進行「集體性的哲學探底」，那麼那過程絕對不是哲學，而是洗腦。對於政治、歷史真相的探底，由於工作量的龐大，就像科學研究項目，可以集體性的進行。不過，「我是誰」、「我該如何待人」這件事，聽聽別人意見可以，但結論只能由自己下。
個人若找不到主體性，社會就不可能找到主體性；妙的是，不但台灣，中國也適用這原理。
（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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