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時大陸馬列主義當道，胡適、殷海光等自由派學者，徐復觀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，如果不是在台灣傳播他們的思想，則很難發展出台灣日後的民主花果。其他文人學者從張大千、林語堂、溥心畬以降，莫不攜來中西資源，結合在地風土民情...
馬習會上，習近平主席致詞時表示：今天雙方「坐一起，是為讓歷史悲劇不重演」，「雙方應對民族負責，對歷史負責」，馬英九總統則表示：希望「擴大兩岸交流，增進互利雙贏」，「兩岸共同合作，致力振興中華」。
從政治層面來看，兩岸間最大的悲劇是國共內戰；從文化層面來看，則是中共在大陸推行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及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對中國文化造成巨大的傷害。今天我們要想「共同合作，復興中華」，也必須將政治和文化二分，從文化層面來檢視台灣的利基所在。
清華大學教授楊儒賓的《一九四九禮讚》指出：當年跨海而來的不是只有228、白色恐怖和冷冰冰的政權，還有豐富的文化資源。台灣原本是以漢人為主組成的移民社會，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200萬人中，不僅包括60萬大軍，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，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，「十方風雨會瀛洲」，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。
當時大陸馬列主義當道，胡適、殷海光等自由派學者，徐復觀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，如果不是在台灣傳播他們的思想，則很難發展出台灣日後的民主花果。其他文人學者從張大千、林語堂、溥心畬以降，莫不攜來中西資源，結合在地風土民情，才有了兼容並蓄的台灣文化。
不論是新移民，或是舊移民，他們在台灣的任何學術或文化成就，都可以看作是一種「台灣精神」的發揮。楊儒賓因此反問，如果沒有了1949，沒有了台灣，今天以共產黨統領的「中國」文化，還剩下了什麼？
「文化中國」是杜維明教授在1980年代便開始提倡的概念。在東亞四條小龍騰飛的時代，許多台灣商人發揮了堅強的台灣精神，塑造出當年的經濟奇蹟。在那個時代，「經濟中國」的中樞在台灣，隨大陸經濟的發展，目前已逐漸移轉到大陸。然而，「文化中國」的中樞仍然是在台灣。
大陸的學術界經歷過三個明顯的「斷裂」，1949年之前的30年是零零散散地學習西方文化；1949到1979是一面倒「全盤俄化」；1979年之後的30年則是一窩蜂地前往歐美國家「取經」，飢不擇食地「全盤西化」。許多「海歸派」的社會科學工作者，都是盲目移植並套用西方個人主義的研究典範，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和母社會脫節，導致「本體論的焦慮」；或者根本解決不了母社會面臨的問題，造成「知識論的困惑」。
今天的台灣社會是處於儒家文化、人間佛教和西方個人主義三大文化系統的交匯之處。可預見的未來，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必須以研究者對這三大文化系統的認識作為基礎，正視台灣人「生活世界」中的各種現象，致力於建構「含攝文化的理論」。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不僅可以用來解決台灣社會中的問題，也可以適用其他的華人社會。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，「台灣精神」便能夠成為「文化中國」的靈魂，進而引領中華文化區的學術及文化發展。這是台灣學術界振衰起敝的關鍵時刻，也是「兩岸共同合作，致力振興中華」的最好機會！（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）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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