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年前施明德等人發起的百萬人紅衫軍反貪（反扁）非暴力運動則是展現民主式集會遊行的正面例子。
從去年太陽花學運（大學生為主）開了占領官署的先例，到日前反課綱團體（高中生為主）再占據教育部，台灣的「民主」有了新的定義，這些越了民主界線的衝撞，相當程度否決了民主政府透過選舉決定權力之承續或交替的「正當性權源」。
台灣的民主前景，令人不得不憂。
由於國家是眾數的組成，人與人的意見與利益不同是常態，因此衍生出的衝突與糾紛也是常態，過去在封建時代，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暴力，拳頭是正當性的唯一權源，但由於權力者的主觀恣意，其權力的決定與交替，往往陪隨著戰爭、革命、政變等流血式衝突，輕則社會陷於動盪、民生凋蔽，重則生靈塗炭。
這樣的方式，被視為一種「不文明」的權力移轉法則，而民主政體的出現，就是希望透過「競爭性、任期制的選舉」改變這樣的「不文明」。以數人頭，代替數拳頭，其目的，就是要創造一個和平的權力移轉模式。
也因此，民主政治不是上帝全能式、終局式紛爭解決模式，與其說是透過選舉得到「皆大歡喜」的結果，不如說是，這是建立在一種定期多數決下的「尊重與包容」，多數決當然也是一種「力的展現」形式，「多數的力」獲得統治的正當性，也因為至少合於多數人之所欲，因此構築了政策與政治的穩定性。但另一方面，這「多數的力」的穩定，是一種流動式的穩定，也就是說，「誰是多數」，在任期式的定期選舉中，每隔一段時間（台灣是4年），可以被重新決定。
這種流動性，又建立了雙重「期待性」，第一重期待是，即便對政府所實施的政策不滿意，但這不滿意在「包容」4年後，可以透過重新選舉來改變，這第一重期待，也相應的增加了政治的穩定性。反對政策者，不必或不急於推翻現狀，因為其擁有一個「未來的希望」，一個在4年後改變的可能性；第二重期待則是，讓「力」之爭，進入一種溫和式的制度裡。也就是說，處在對政策不滿意的人，要改變政策，必須更「努力」在4年內說服公眾同意自己的意見，讓原來的少數變多數，取得實踐自己所希望實踐的政策的「正當性權源」。
然而，不管是太陽花學運或是反課綱團體的占據官署，都破壞了多數決所建構的政治穩定性、包容性與期待性。這是最讓人憂心之處。我們都清楚，今天早已不是滿清末年（需要國父與先烈以革命推翻帝制），也不是1987年解嚴前的時代（需要反威權政府的「造反」行為）。9年前施明德等人發起的百萬人紅衫軍反貪（反扁）非暴力運動則是展現民主式集會遊行的正面例子。
2012年，超過1300萬選民進入投票所投票，產生了過半得票的政府，取得了施政的正當性權源。但這個政府，卻被30人、數百人或數十萬人以其「不民主」、「黑箱」為由，否定其正當性權源，占領其官署、癱瘓其運作。其損傷的不只是這個「特定政黨組成的政府」，傷害的是台灣賴以和平移轉政權、維持秩序與穩定的「民主規則」。
一旦這個民主規則的公信力被破壞，就會產生一個傳染式的邏輯，所有用來癱瘓2012民選政府的理由，是不是可以拿來癱瘓2016選出的民選政府？不只2016年的政府如此，2020以後所有選出的民選政府，只要有民眾對政府的政策不滿意，就可以舉起「黑箱」大旗，自組聯盟，透過占領官署來否決政策。
邱吉爾曾說：「民主是個糟糕的制度，但卻是人類實行過的制度中的最好。」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絕不完美，所以，人民不會也不可能完全滿意。但對這個不可能滿意的政府，我們之所以還是得忍耐4年，透過民主選舉而非占領官署的方式取代它，原因無它。因為，一旦我們打破了這樣的民主尊重，破壞了民主選舉的制度精神，也就同時打開了一個不可知的政治潘朵拉盒。
跛腳且反覆自傷威信的政府、對於違法事件消極無為的司法、無力保護官署的警方以及失去了民主包容心的抗議者，這4個因素的匯流，嚴重折傷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制度。
而這群打破民主規則的人（或鼓勵及默許他們的人）有把握，盒子跑出的是更好而不是更糟的東西？（作者為法學教授、律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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