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2月25日 星期三

賽茵左岸之二 器識先呢,還是文藝? 陳丕燊╱文聯合副刊╱2015-02-20╱

愛因斯坦說過:「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」,這句話或許失之苛刻,但是他的另一句名言:「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」,就更具體地詮釋了在科學探索中,「器識」與「文藝」孰輕孰重……

微雨的清晨,法國高鐵靜若無聲地滑出了巴黎的里昂火車站,向南方的普羅旺斯駛去,而我尋訪梵谷足跡之旅就此展開。瞬間一幅法國風景畫已經呈現在眼前:深秋裡幾叢褐黃的樹林點綴大片蔥綠的田野,一望無際、起伏到天邊,和低沉沉的烏雲交會。遠處一線陽光破雲而出,把小山崗的蔥綠染成了嫩綠;近處溪水邊有三兩頭牛在喝水。這風景畫的主題雖然十分梵谷,但色調卻更像他所崇敬的米勒(Jean-Francois Millet)。意想不到,尋訪梵谷之行卻始於他的精神導師米勒足下──但這卻是多麼的恰當!在臉書瘋傳的現代,法國的田野和村落為什麼數百年不變呢?
到了亞維儂(Avignon),把行李放在預先訂好的旅館,就帶著余光中先生翻譯的《梵谷傳》(Irving Stone原著)、他的另一篇大作:〈破畫欲出的淋漓元氣──梵谷逝世百周年祭〉、還有自己的素描本,就飯也不吃、搭乘本地的列車直奔聖地阿爾勒(Arles)而去──像個迫不及待的朝聖者。到了阿爾勒鎮上,在法國觀光局詢問處問清楚梵谷的足跡,就一一走訪。當地在每一個他作過畫的地點,都順著他的視線豎起一座看板,印上他的原作,並加以說明。我就近第一站去了在羅馬廢墟邊的一個小公園。這幅畫在他的作品中並不是最傑出和知名,但是意外的收穫是發現公園裡有一方紀念梵谷的石碑,碑上嵌了他的銅像。午後秋陽穿過重重圍抱的大樹,正好照在他仰望蒼穹、孤寂的、少了一個耳朵的臉上……我以梵谷紀念碑為焦點,畫下了對他的敬意。
接著像趕場似的,搭上公車直奔郊外。下了終點站,在鄉間路上走了廿分鐘,其間曾經敲門問路,尋尋覓覓,終於找到了俗稱的「梵谷橋」:一座兩邊可以吊起來的木橋,因為梵谷的多所描繪而名聞遐邇。第一眼看見它時,整個人呆住了!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寧靜,卻又充滿張力的風景:那橋的古樸厚重和舉向蒼穹的力度,對比小溪的溫柔輕盈和曠野的無限靜美,造成了一種既衝突又和諧的奇異視覺效果。我在橋邊高堤上或許梵谷曾經坐過的大理石塊上坐下來,畫起此行的第二幅畫。我專心地畫著描摹著,筆筆都是和景物的親切對話。在梵谷的作品中,素描的筆觸最能讓人感受到他對大自然的深情,也最感動我。的確,有評論家甚至認為梵谷本質上是個素描畫家,因為他的油畫筆觸基本上是素描的延伸。因為畫得太專心,到了兩小時後不得不停筆時,才驚覺天色早已昏暗,而手也已經凍僵了。
摸黑回到鎮上,找到了梵谷的〈夜間露天咖啡座〉(Café Terrace at Night)吃晚餐。當年十九歲的我,曾經把台大舊總圖書館(現在成了台大校史館)的屋頂掀掉,畫下〈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〉(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, 1969)的油畫 (標題來自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墓誌銘)。那幅畫不論在構圖或色調上,都是從梵谷這幅畫啟迪而來的。所以多年來對梵谷和這幅畫有一份私淑艾的特殊情懷。隆河(Le Rhone)谷地是法國的著名酒鄉之一。我邊飲著當地的紅酒,邊重讀余光中的《梵谷傳》。想到苦命的文生曾經三餐不繼,而自己卻在這裡大吃大喝,頓時心中充滿愧疚……
飯後走上隆河堤岸,尋訪梵谷所作〈隆河星夜〉的地點和景色。阿爾勒已近隆河出地中海口,大江南去,其聲隆隆,引起我思潮澎湃……沿著堤,一路走回了車站。周末班次不多,必須等一個小時搭最後列車回去亞維儂。於是在空蕩蕩的候車大廳裡,讀起余光中的另一篇大作來。讀著讀著,那整天哽在胸臆的一股難言的情緒,終於如決堤般爆發出來,竟放聲大哭,一發不可收拾……分不清是同情於文生的苦命與短命,還是感動於他熱愛生命、超凡入聖的淋漓元氣?
梵谷生前一文不名,「那樣窮的一位畫家卻留給全世界那樣富麗的一筆遺產」(光中先生語),舉世景仰。他獻身繪畫前後不過短短十年,但他在藝術史的地位已經遠遠超過他的當代,而與歷代大師並列。這是何以致之?一千三百多年前初唐時,王、楊、盧、駱文采顯赫。但是吏部侍郎裴行儉對他們的評價卻不太高。因為他認為「士先器識,而後文藝」。就是說讀書人應該先擴充自己的心量,深化自己的使命,否則文章徒具文采,是缺乏格局、沒有感動力的。的確,後人所景仰的唐代詩文不外李、杜、韓、柳,而王、楊、盧、駱的格局果然相形見絀。裴行儉的這個「守則」,千百年來已經內化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圭臬。時至近代,李叔同、豐子愷師徒就是拳拳膺服這個主張的。梵谷之所以感動人,不在於他有生花妙筆,而在於他那民胞物與的胸懷!
其實何只文學、藝術如此,科學──尤其物理學──亦然。但是硬梆梆的科學怎麼扯得上「器識」呢?讓我們從愛因斯坦說起。愛因斯坦的科學成就當然震鑠古今,但他也是兼具哲學深度的思想家。他是頭一個強調──尤其是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,真正科學思想體系的邁進並不是純靠事實的累積與歸納──雖然那是不可少的,而是人類心智的自由創造。重大的理論突破甚至於常常來自非邏輯的思想躍遷。他的「狹義相對論」與「廣義相對論」正是這個說法的最佳註腳。按照他的看法,那我們一般所信以為真的客觀真理,難道只是人類心靈的自由創造嗎?原子、核子、基本粒子,難道只是主觀的想像,而不是客觀的存在嗎?對於這一點,霍金(Stephen Hawking)在他最近的科普著作《大設計》(The Grand Design, 2010)中說明得很恰切。他說所有科學上的所謂真理,其實都是相對的。他提出「模附實在論」(model-dependent realism),以有別於古典哲學中的實在論。這是主張科學上的真理、或真實,是依附於它所根據的模型的。中世紀所深信的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(Ptolemy)的地球中心說,是個很好的例子。一千多年下來,原本若合符節的地心說,因為天文觀測的日漸精確,不得不逐漸加以修改,但越改越複雜。其實如果人們不介意地心說的日趨複雜、不斷加入特例,那麼哥白尼的日心說未必更真實,只是更簡單罷了。這樣看來,「簡單」(simplicity)可以說是人類選擇滿意的「相對真實」時的一個不言的「潛規則」。目前我們視為金科玉律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,難道有朝一日不會被取代嗎?
既然科學也像文藝一樣,是人類的心智創造,那麼一個科學家的成就也就同樣取決於他的「器識」。到底是追隨潮流做一些非關本質但是有一大堆細節(文藻)的研究、致力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呢,還是排開枝節,直接探索宇宙萬物的本質?當然,不是每一個執意探究本質的科學家都能成一家之言,就像不是每一個文人都能成為蘇東坡一樣,但這只是一個人的天賦才具使然。反之,如果一味追逐「文章辭藻」,那麼科學家的歷史定位是可以斷言的。愛因斯坦說過:「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」,這句話或許失之苛刻,但是他的另一句名言:「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」,就更具體地詮釋了在科學探索中,「器識」與「文藝」孰輕孰重。
其實何止無關乎器用的文藝、科學創造,現代所謂智慧財產無所不在,人類心智創造的應用,從手機到臉書,已經深入地球每一個村落。在網路革命的時代,誰不想有個新發明,能夠發家致富?但我們別忘了萬眾崇拜的賈伯斯(Steve Jobs),他最原始的動機是要使電腦的介面更符合人性、對使用者更為友善(user friendly)。另一位奇蹟的締造者,臉書(Facebook)的創辦人祖克伯(Mark Zuckerberg)則說得更具體:「我最初並不是為了成就一番事業而開始的;我當初最大的動機是想要改變世界」。立志「改變世界」而不是立志發財,這就是格局,就是所謂「士先器識,而後文藝」的現代註腳。
深夜從阿爾勒回到亞維儂,只覺得自己身心俱疲,像是剛生過一場大病似的虛脫。那感覺好像一個信徒經過長途跋涉,終於到達聖地之後,整個靈魂受到了洗禮而無比淨化了。一個偉大的心靈和作品,竟能在百餘年後震撼人心至此!「器識」先呢,還是「文藝」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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