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據蘇格拉底弟子芝諾芬的報導，居魯士頗為英明，既要馬兒跑得快，又要馬兒好，以實驗決定沿途驛站之間的最佳距離，結果是廿四公里。
亞里斯多德是西方生物學之父。不過，現代讀者要是震於他的大名而去讀他的《動物研究》，難免失望。因為全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早就是生物學知識的建構原理，如同陽光空氣和水，讀者視為理所當然、不以為意。最教人大驚小怪，忍不住奔相走告的，反而是其中的錯謬之處，例如大師寫道：「雄性的牙齒比雌性多，人、山羊、綿羊、豬都這樣。至於其他動物，我還沒檢查過。牙齒多的，通常壽命長；牙齒少而稀落的，壽短。」
在轉述過程中，這段話通常簡化成「大師認為男人的牙齒比女人多」，以方便做俏皮的評論：教老婆張開嘴瞧瞧，有那麼難嗎？
其實與人親近的動物中，雄性牙齒比較多的，只有馬與驢；雌性往往缺犬齒，因此只有卅六顆牙。三種斑馬中有兩種也是這樣，看來這是馬的家族特徵。
話說回來，大師那段話，關鍵句是「至於其他動物，我還沒檢查過」。大師強調的是實地調查。掌握了這一方法，女人的牙齒是否比男人少，即使值得深究，也不難獲得正確資訊。另一方面，像馬這種自古關係軍國大事的牲畜，政治領袖的知識興趣只會比學究還大。擁有現代生物學常識的讀者，反而拘牽成見，有疑處不疑。千里馬即是一例。
千里馬與「白髮三千丈」一樣，是修辭產物，但也不是向壁虛構。它確有所本，就是我們對於馬的成見。我們相信馬耐長跑。
史上第一位以實地調查判定馬兒長跑能力的人，是西元前六世紀波斯的居魯士大帝。居魯士修建了一條馳道，全長兩千七百五十公里，橫越小亞細亞（今土耳其），直抵兩河流域（今伊拉克）。傳遞緊急軍情文書，日夜兼程，七日可達。根據蘇格拉底弟子芝諾芬的報導，居魯士頗為英明，既要馬兒跑得快，又要馬兒好，以實驗決定沿途驛站之間的最佳距離，結果是廿四公里。
我們不妨拿十九世紀的數字做比較。美國內戰爆發前一年開始營運的東西捷郵系統，起點位於密蘇里州，終點加州，全程超過三千公里，郵件十日可達，驛站之間的平均距離是廿公里。可見無論古今，善用馬的人對馬的期待最多只是：以全速奔馳一個半小時。根據運動生理學的研究，馬兒奔馳了十公里之後，表現便大打折扣；強加鞭策，不僅體力難以支撐，筋骨也容易受傷。原來馬並不耐長跑。
然而，馬耐不耐長跑這個問題的答案，雖然攸關軍國大計、商業利益，仍然與生物科學無關。相信世上有千里馬的人，必須進一步追問：牠們所為何來？才有機會進入科學的領域。原來馬是大自然的產物，在野外過生活，根本沒有長跑需求。所有草食動物，只需要比獵食動物跑得快一些就能保命。追根究柢，獵食是極為昂貴的生存手段，受解剖構造、生理機制的限制。而跑步對所有動物都是負擔。根據最近的研究，人大概是唯一能以長跑累死獵物的獵食者。
亞里斯多德相信自然的運行皆有道理，事實是用以彰顯自然之道的素材。蒐集、整理事實，以實驗確定事實，只是學問的起點。千里馬云云，是連「事實」這關都過不了的說法。有趣的是，人世的運行卻是由這類說法支配的。
（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，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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