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洪仲丘案宣判的次日，我北上開會，傍晚在風雨中走過凱道，看著三○八廢核遊行的民眾。我的背包裡是社會心理學大師亞隆森與塔夫瑞斯所寫的《錯不在我》，在統聯客運上看的是描繪政治學家漢娜鄂蘭的電影「真理無懼」。我試著把這幾個線索整理起來。
洪案緣起於出人命，一個年輕生命的死，一定有人錯。原告與受害者家屬的立場是「有好些人錯，而且錯得離譜。」被告則一定說「錯，不在我」，社會大眾想知道「誰錯得比較大」。法官的角色不但要確認「誰錯了」，還要判斷每一個被告「錯得多嚴重」。從洪案的判決，法官認定被告沒有惡意，所判刑期都在六到八個月，我初步的解讀是法官認為被告錯誤的嚴重性差不多。
三月八日好些大報的頭條都是洪案的宣判，標題都有「輕判」，顯示記者與編輯都已經有假定，一旦判決與假定不符，就認定是「太輕」！尤其范佐憲也是六個月，有些專論直指是「輕判」。
如果某大報用「重判」，會不會引起公憤以致被抗議、呼籲大眾退報？如果我寫「判太重了」，會不會被咒罵，要我閉嘴？亞隆森與塔夫瑞斯用「錯視」來說明人們常因為無法避免心理上的盲點，以致錯誤地解讀資訊，不知不覺只看自己想看的訊息。
淒風苦雨中主張廢核的人群很辛苦。在感性上我同情，如果我堅持反「廢核」，是否與「認為洪案不是輕判」一樣危險？洪案是個案，核四則是影響廣泛的公共政策，要如何判斷這些？從眾容易，堅定理性不易。
人多，聲音大，未必就是對的。追隨群眾，未必走在對的道路上。漢娜鄂蘭是曾經受迫害的猶太人，被「紐約客」邀請到以色列報導納粹頭子阿道夫的審判案。她原本認為屠殺無數人的兇手特別殘酷，但聆聽審判、詳閱資料、反覆比對，她發現阿道夫只是盲目服從的平庸之人，他在邪惡的環境中淪為殺人機器。
漢娜鄂蘭以理性思考，戰勝了感性判斷，但當她把此種發現寫下來之後，飽受攻擊。許多人把對納粹的憤怒轉嫁到她身上，甚至許多朋友同事，都仇視她。這些人以另一種「集權」方式，對待一個對集權現象反思的學者。
阿道夫聽希特勒的、紅衛兵聽毛澤東的，都產生了二十世紀的最大悲劇。在集權中，許多人成為加害者。二十一世紀的集權有了新的形式，網路人肉搜尋、民意與市場調查等，都可能出現某種集權。政府擁有最多資源，當然可能是霸權，媒體與社會運動團體也可能在某些時候成為霸權，強迫大眾接受某些立場，迫使政府轉變政策。
集權者都希望人們聽自己的，方式之一是使人們不思考。我到底要聽誰的？漢娜鄂蘭誰也不聽，她思考，孤獨地思考。如同她剛見到海德格時，海德格說：「思考，是孤獨的。良心，經常以沉默的形式，講話。」在眾聲喧譁之中，先孤獨，與良心沉默且對話，多想想。
「錯」字容易寫，「錯事」容易做，「錯誤」卻不容易改正。唯一可掌握的，是避免因為「錯視」，思考不周密，錯上加錯。
全文網址: 洪案到廢核 只容一種對錯？ | 民意論壇 | 意見評論 | 聯合新聞網 http://udn.com/NEWS/OPINION/X1/8536941.shtml#ixzz2vXmIKwQ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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