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年多前去彰化監獄參觀的時候，最感到驚訝的，不是監獄環境，而是人的眼神。
監獄裡的眼神大體分兩種：一種是敵意的、憤怒的、你來參觀我做什麼的怒目、橫目。一種是低視而自卑、不想和你發生任何關連的冷目、垂目。但無論何者，都是在告訴你：閃一邊去，離我遠一點。
有時，我不免要有一點「理想主義的傻氣」的想：有什麼方式可以改變這些呢？人的生命沒有其他的機會了嗎？
我曾問了監獄的主管：這些年輕的受刑人，有沒有過機會去接觸表演藝術、文化展覽，或者享受過閱讀的樂趣？他們平時的休閒娛樂是什麼？我的潛台詞是：到底是什麼樣的生活，讓人養成如此堅硬的生命外殼？難道他們的生命中，未曾感受過藝術與精神的快樂嗎？
他微笑說：我也問過他們，大部分的年輕孩子會告訴你，平時沒有這樣的機會，都是在家看電視，不然就是陪爸爸去釣蝦場喝啤酒…。
2008年的金融海嘯帶來了一次機會。那一年，因為經濟極端不景氣，許多文化展演都停止了，許多文化團體掙扎著，不知道明天如何。那一年，文化總會趁著開年會的機會，請馬總統宣布「藝術下鄉計畫」，請文建會撥款給文化表演團體，下鄉去為貧困弱勢的鄉鎮、地方學校、平時沒機會看見文化表演的地方，做演出，或者與小學合作，做文化扎根的工作。
也正是這一年，優人神鼓到了彰化，為彰化監獄帶去擊鼓的打擊訓練。擊鼓是辛苦的集體訓練，齊一的鼓點，稍稍一分神，就會散亂，一散亂，整個氣勢即渙散了。所以那凝神的訓練就非常重要。
然而也正因此，彰化監獄學習擊鼓的受刑人訓練出專注的力量，凝神的力量。而這訓練也讓年輕的受刑人走出不同的人生。它的故事已被拍成微電影，成為一種生命的典範。
然而不僅是「鼓舞打擊樂團」，如果有更多機會，為受刑人提供文化展演、藝術創作、音樂欣賞、書籍閱讀等，人的生命會不會因為多了一個看世界的窗口，而有所改變呢？
為此，我們還是帶著一點「理想主義的傻氣」，開始「為台灣文學朗讀」的工作。我們邀請了白先勇、鄭愁予、林良、司馬中原、王文興、黃春明、吳晟、鍾玲等數十位老中青作家，去教育電台訪問錄音，一首一首的朗誦詩，一篇一篇的讀散文小說。這些朗讀在電台可先播出給學生聽過，再轉交給監獄，讓每一個監所的人，都有機會聽見作家、詩人，用自己的聲音，用自己的感情，來傳達他的作品。
印象最深的是：吳晟讀了他寫給流浪街頭的孩子，想起他過去的學生，竟流下眼淚。而黃春明讀著他的作品《死去活來》，可以讓人含著眼淚微笑。詩人鄭愁予用深情的聲音，朗讀出創作者心中的節奏，竟有一種歌聲的韻律。而王文興讀著《背海的人》，司馬中原講故事的趣味，更吸引人們真正進入小說的世界…。
如果把這美好的詩人、小說家的朗讀聲，在監獄的靜夜中播放，讓許多無眠的人安靜聆聽，我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感受。我只知道，因為安靜，文學或者可以「入心」。
當然，還有另一種辦法是把藝術創作者直接帶去監獄裡為人演說。不過，坦白說，那是很累的溝通。還記得紙風車的李永豐去新竹誠正中學時，那個平時「自在漂泊」到讓所有小孩子眼睛一亮的導演，為了吸引那些少年，搞得滿頭大汗，氣喘呼呼，真是讓人感動！而王浩威、瓦歷斯、鄭宗龍等的真情付出，更讓孩子感受到藝術家的生命。
實踐的過程中，最動人的毋寧是有那麼多願意付出的人。他們所期望的，無非是讓年輕的生命，都有一次為藝術感動的機會。因為藝術和感動，期待生命會有一次更新、更亮的可能。
這兩天，國父紀念館正在演出〈從心出發，藝鳴驚人〉，也正是要讓收容機關的受刑人從文藝出發，站在國家的舞台，展現其藝術創造力。希望這是一個新的開始，讓藝術，給生命另一次機會。（作者為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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