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話是很難的。白話要說得又看似平易、卻又漂亮、又其實很簡練，則是需要打造的。而這種打造，需要很多人不斷的在說話中逐漸的演化它。也就是各省各區的人都湊到了一塊大城市，然後將官話一起說得很清暢、很流利，便或就成了。
然而五、六十年前的台灣各市鎮，大夥還沒把話講成很圓熟，已然有人等不及必須寫劇本、必須做文章了。於是寫出來的文章，我左看右看，總覺得不順眼。舞台上演的話劇，你聽他們的對白，真是很疲乏無味的，造成後來的幾十年我對話劇一直提不起興趣。若我自己將來寫東西，看來別寫成那樣為宜。
又中學六年（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）讀了幾篇文言文，似懂非懂，然它的字與字的距離，長短之結合所產生的節奏甚至跌宕，頗顯出一份韻趣，如果自己將來取之下手，但覺運用得妙，也會是有神采的文字。然所謂文言文，不能讀的都是韓昌黎、歐陽修那種經典古文，也要雜覽後世無名、無特要如何的尋常百姓的文言文。更要讀清末或民初有些人其實已寫成類似白話、卻絕不至加上「的」、「了」、「嗎」、「啦」等口氣似的助字那種平常敘述文體。於是你讀前人的尺牘或日記或憶舊之文，常能學得極多的好筆法。
林琴南及其先後的翻譯家所寫出的譯筆文字，是以中文揣描西洋的敘事，往往這種文言文，既有白話之韻，也不禁透露出西人之思路，讀來常教人眼睛一亮。後來愈讀愈有興頭，反而以白話寫成的文學看得不多了；倒是以較文的筆意寫成的別類（如醫學、工程、樂理…）令我更有讀興。有些人不是文學家，卻文字寫得極好，像青年黨的李璜的回憶錄，像蘇北老報人包明叔寫的《抗日時期東南敵後》等。
又我們自幼學習國語，我做為浙江小孩，家中大人說的是吳語，我對國語之駕御常會像是以南方口齒來學北方語調之感覺。於是童年聽有人講四川話的、講湖北話的，總覺得他們與國語比較接近，也因此認為那一類的語言與將來要行文，比較沒有距離。
但不管如何，當時坊間能讀到的白話文的文學，愈來愈不得我的眼趣；然只要一讀平劇的戲詞或蘇州彈詞的戲詞，便深感入眼。它們並不是文言，但硬是不同於我人常讀的白話文。有道是五四運動鼓吹了白話文，為了我所粗淺看見的白話文，甚至還頗對五四的文學面有點不以為然呢。
當然，白話，搞不好是一個時代的習尚。有人雖在前先的年代，但崇尚上了白話，便一逕操使白話，不只金杏枝、禹其民寫白話，徐志摩、張愛玲也全數寫白話。我的年代晚得多矣，都教我覺得白話文是不是有點褪流行了？
前面說及四川話。明清的四川是移民社會，成都壩子上充滿著擺龍門陣的人們，他們把話愈來愈說得活潑有趣，而自清至民國私塾的教師又把舊文教授得甚有板眼，故而戰時入川的有識之士觀察到，川人頭纏白布、腳穿草鞋，身上卻著長衫，且吐屬文腔文調。此種穿戴搭配言語，倒真有些許「文白夾雜」呢。
另外，文言文有一種古人式的距離感，寫在筆下，有時產生一股遠處誨人的尊嚴語氣，往往自然而然教讀者生出服氣之閱讀情懷。甚至省卻了讀者想要與你辯論的念頭。
（作者為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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