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時的德國大學生開始把關注的焦點放在「我們的父母在大戰時究竟幹了什麼事，為什麼歷史教科書都不提？」之上。他們以示威罷課來展現對當權者的不滿，........
自從上任以來，安倍內閣就頻頻出現為二戰罪責翻案的言行。國內的觀點都把這歸因於「三枝箭」的助力與大和民族的保守性格。大阪市長（日本維新會的要角）橋下徹發出驚人的「慰安婦必要說」之後，論者又提到文部省竄改歷史教科書的淵源。
毫無疑問地，這些看法都有其見地。但是，眾所周知，同屬二戰罪魁的德國卻能虛心檢討過去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德國的經濟實力顯然不比日本差（本期的《經濟學人》才剛剛肯定它的「霸權」地位），民族性跟日本人原來也差不多。事實上，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，模仿的主要對象正是德國（尤其普魯士）。然而，由於戰後的社會發展之路完全不同，兩國的民族性最後還是分道揚鑣了。
日爾曼人曾經是一個自視優越的民族，所以他們會狂熱地支持希特勒。儘管二戰以慘敗收場，多數人最初卻認為只是時運不濟而已，非戰之罪。特別是因為老納粹精英份子把持了西德的政、經、學等關鍵領域，他們不願面對輿論的審判，於是極力掩飾真相。加上後來「經濟奇蹟」的蓬勃發展，德國人更是信心滿滿，誰還在乎那段醜陋的過去？
願意努力戳破這一太平假象的有識之士當然還有，只是為數很少。然而，到了一九六○年代，美國爆發了反越戰運動，西歐各國的青年也跟著展開反威權的抗爭。這時的德國大學生開始把關注的焦點放在「我們的父母在大戰時究竟幹了什麼事，為什麼歷史教科書都不提？」之上。他們以示威罷課來展現對當權者的不滿，這個在一九六八年達到高峰的學生運動前後持續數年之久，造成的「由下而上」影響非常深遠。在此之前，德國社會保守威權，自茲而後，它蛻變為開放民主。
正因為如此，所以「一九六八年世代」在德文裡是一個專有名詞，柏林甚至有一條紀念學生領袖的杜奇克街。
今天的德國人可以毫無忌諱地談論納粹的罪行，媒體上三天兩頭就有相關的報導，全國各地則散布著大大小小的紀念物。至於在政府方面，國會例行在每年的一月廿七日（蘇聯紅軍解放奧許維治集中營之日）舉行默哀紀念儀式，國防部則會於七月廿日緬懷謀刺希特勒失敗的軍人。這不是旦夕之間的轉變，但是德國人確實成功地因為勇於面對罪責而贏得了世人的尊重。
日本人的問題就出在沒有那一段可以改變民族性的機緣。整體說來，戰後的東洋史平平順順，所謂的安保鬥爭基本上也非關戰爭罪責。諸如岸信介（安倍的外祖父）之類的老軍國主義者迅速重新歸位之後，大和民族的高度服從性格當然更難改變。在這種社會結構之下，桃太郎可能永遠都無法理解的邏輯是：執意擺脫歷史幽靈，它就會如影隨形地跟著你！（作者為靜宜大學法律學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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