試著想想像一下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」的感受嗎？這種「生不生，死不死」，介於陽間與陰間的處境，到底是在尊重生命、維護人性尊嚴或是不讓他有個善終？
否定說基於生命應絕對尊重及倫理、宗教等觀點，主張在任何情況下，任何人都不應該且無權自我決定結束其生命。這當然更不容許得同意而施以安樂死，否則形同加工殺人，此一看法不僅不贊同積極安樂死，也反對消極安樂死。
肯定說則認為安樂死不應求諸於生命絕對尊重之形而上的想像，如果各種不必要的維生器具附加在末期不可治癒病人身上，非但病痛難耐，生不如死，對其人性尊嚴有莫大的傷害。而無謂的醫療行為除了造成家屬負擔與苦痛外，更浪費社會成本。為維護「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有之尊嚴、價值」，應尊重其選擇權，給予其要求儘速離開人世的自由決定基本權，求個善終，以維護其死前最後的尊嚴。甚至，倘痛不欲生重大傷病患者要求積極地給予藥物或注射以了殘生，亦無不可。
筆者基於當事人「自我決定權」的根本理念，贊同肯定說。事實上，否定說所持之理由不無誤解，一來，以生命應絕對尊重的說法當成否定安樂死的重要理由，此點易流於形而上的想像而變得不切實際，實則，加諸額外的體外維生設備在一個殘命人身上以維持僅存的生理現象，其因為沒有心理生命，與「機器人」無異。這無異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尊重自然法則地折磨肉體生命的行為。
其次，以倫理、宗教等理由而主張任何人都不應該且無權自我決定結束其生命，亦非的論，宗教界的看法紛歧，有力的看法大聲倡導：當一個人確實已到臨終的最後階段，一定要停止一切注射和侵犯性的治療（例如維生系統或其他復甦器），如果沒有方法可以讓患者活下去，只是一昧地以人工方式維持他們的生命，這不僅多餘，且這些動作會引起臨終者不必要的慎怒、刺激和痛苦，特別是這不是出自臨終者本人的意願時尤然。
從佛法和瀕死經驗的證據中得知，臨終的種種折磨對尋求修法或安住於心性的精神修練者來說，將成為擾亂、煩惱和分心的原因。要知，「安詳的去世」確實是一項重要人權，沒有哪一種布施會大過於幫助一個人好好地死亡，職是，不殺生雖被認為是人類行為的第一原則，但也不應該不變地固守教條主義，必須根據智慧依據每個不同的情境做決斷。當裝上維生系統，卻沒有一點希望，那麼停止機器就不是罪惡。
接下來更重要的是，要求醫生積極給予藥物或施以注射等外力方式以了卻殘生的積極（作為型）安樂死類型，目前並不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改革法案的容許範圍內。此一積極安樂死肯否的戰場，想必與死刑存廢的論戰一樣，將會激起另一波濃濃的火花。但以筆者多年來相驗無數大體的心路歷程以觀，病人倘果真受不了病魔的折騰而久病厭世一心求死，目前只能選擇「自殺」的悲劇求得解脫──這其實不是最好的出路。
筆者主張，應把病人最終的生命自我決定權，當成其「死亡請求權」的憲法基礎，以創造一個獨立的刑法阻卻違法事由，讓該渴望安詳逝去的病人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未來路。同時可以周詳地規劃該病人身故後的所有情感與法律關係，及給予該將死之病人臨終的愛與關懷，以幫助該預知將死之病人所面對的衰竭、病苦和恐懼，這才是人間的至上福報。（作者為新竹地方法院法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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