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美國為例，其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九○年對於終止無意識自主能力人士的維生醫療問題，有所指示。該判例認為，除非主張拔管的人士，能夠證明病人失去意識前，曾表達當他遇到同樣情況時，願意終止維生醫療，不然的話法院將寧願讓其維持現狀，因為一旦誤判的後果，將是違反美國憲法保障的個人隱私權，並違反個人意願提早終結一個人的生命。反觀我們的新法，基於國人對於親屬間的情感較美國社會緊密，放寬由最近親屬決定拔管無可厚非，但怎麼也不該輪到由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來決定一個人的死活，即使是醫療團隊。此一條款是否違反我國憲法保障之人民身體自由或生存權，值得討論。
除此之外，在放寬腦死判定程序的方面，衛生署亦發布施行嬰幼兒「腦死判斷準則」修正版，對三歲以下幼兒腦死的判定程序加以鬆綁。同時，儘管基於國際醫學倫理顧慮，並且國內進行器官移植醫院對於接受死刑犯器官捐贈意願也不高，法務部仍然重申死刑犯器官捐贈政策不改變。相對於後者明顯牴觸國際倫理標準，前者有關嬰幼兒部分則可參考另一件美國案例。在一九九二年，美國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拒絕為了以器官捐贈移植為目的，宣告天生罹患無腦症的一名嬰兒死亡，即使這名嬰兒的父母在其為胎兒時，即知道它天生無腦，並且生下這名嬰兒的唯一目的，就是為了無私的造福其他需要器官移植的嬰幼兒。
反之，與放寬及降低死亡程序障礙相對的，卻是國內對於代理孕母議題鬆綁的緩慢與保守，多年來仍然只聞樓梯響。這一點，姑且借用美國加州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三年的判例，一窺當初加州開放代理孕母的社會政策考量，尤其是針對代理孕母是否能夠接受經濟資助部分。該法院的觀點是，並沒有證據證明開放代理孕母將會對弱勢婦女造成剝削，因為弱勢婦女在社會上因經濟困境被迫接受低薪、或惡劣工作條件的現象原本就存在。經濟資助代理孕母不僅可幫助窮困婦女，況且還可能是無法生育者唯一能有自己子女的機會。加州最高法院的觀點，或許不易得到我們社會的支持，但它卻代表了一種不鄉愿、能夠坦承社會現實狀況而面對問題的做法。
近來台灣在生死倫理議題的發展，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議題分開來看，呈現的或是正方說法和反方說法各有道理；但是如果我們將相關的立法與政策演變整合觀之，卻顯見台灣在簡化與放寬死亡程序的魯莽躁動，以及在代理生育議題上的過度保守與停滯不前，反差非常明顯，顯示台灣社會存有嚴重的盲點。（作者為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程助理教授，具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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