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使我想起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的小說《徬徨之刃》。故事敘述一個和女兒相依為命的單親爸爸，傍晚接到女兒要回來吃晚飯的電話，卻等不到女兒回家，最後才發現她在返家途中，被三個吸毒的青少年擄走，強迫她吃下毒品，予以迷昏，集體姦殺。因為其中一個青少年不願參與，更無法忍受良知的自責，向她的父親私下通報，父親至案發現場，才發現整個過程被錄影下來。他看見拍攝的帶子，目睹女兒迷亂驚惶、面臨死亡、驚懼無助的最後音容，整個人幾乎崩潰。他先失手殺了一個凶手，之後，警方也發現了整個命案的關連，開始通緝他。
這個逃亡追凶的父親，一路上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對，他追到偏遠鄉下的一間旅館，旅館的老闆給了他一把獵槍，告訴他如何打獵，等於是默默鼓勵他為女兒報仇。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凶手未成年，他即使再罪大惡極，也不會被判死刑。最後，他把凶手堵住的時候，也正是警察圍住所有人的時候。他的槍管抵著凶手的喉嚨，而警方的槍對著他的心臟。他用槍逼問凶手，直到凶手面對著死亡恐懼無助，顫抖不已，此時警方也開槍了。這個悲傷的父親，死在警方的槍下。然而警方卻發現，他的槍管中並無子彈。他留下的最後遺言竟是：「一定要讓凶手面對死亡的恐懼，他才會知道受害者的痛苦，他才能改變…。」
換言之，這個父親不是為了報復，而是要讓凶手面對著女兒所曾遭受過的死亡驚懼，藉此救贖這個年輕生命，去了解被害者的感受。
這一齣推理劇在日本引起兩極的反應。它逼問著最基本的命題：誰有權力剝奪別人的生命？如果不是面對死亡，加害者真的能了解被害人的恐懼與苦難？國家是不是要保障加害者的人權？如果國家權力不能保證正義的伸張，能不能個人去報復？然而，另一種命題是：難道殺人凶手就有權力傷害別人的生命？當他虐殺他人的時候，誰來保障另一個人的人權？
再其次，是懲罰的有效性的問題。廢除死刑的理念認為：犯罪都有它的根源，是社會、文化、環境等諸種因素所造成，除非改變犯罪的根源，消除犯罪的結構性因素，否則死刑只是用死亡把人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外。而監獄的職能，是為了教育，而不是為了懲罰報復。唯有教育才能改變人，而不是報復。
然而，更根本性的課題乃是：我們都假設人性是可以被改造、被教育的，人性的根源是善良的，是後天的原因造成犯罪，但果真如此嗎？人性是如此正面、良善嗎？人性會不會如《發條桔子》一般，充滿暴力的衝動與本能的反叛，從而難以控制？社會改造永遠不可能完美，人就有理由殺人嗎？或者讓他們自己面臨死亡的恐懼，才能真正覺悟受害者的痛苦？
過去我是一個反對死刑的人，寫過許多評論，參與過搶救湯英伸、搶救蘇建和的案子，我們了解，每一個案件，都有完全不同的社會根源、動機、過程與結果；每一件命案，都是悲劇。湯英伸是一個被壓迫的原住民的悲劇，蘇建和是一個缺乏足夠證據的案子。但現在，一個只為了想長期吃牢飯，隨機性的殺了一個十歲孩子的凶手，甚至他認為如果未成，以後還要繼續，這要如何被原諒？而更重要的是：如果你是孩子的父親，要如何原諒？
宗教上說，原諒他人即是原諒自己，說起來的確如此，但原諒是多麼的困難啊！多少人帶著永不原諒的痛苦在活著，他甚至不能原諒自己。
一個坐過死牢的朋友說過：在監獄裡，再兇悍的連環殺手，在面對死亡的時候，都失了靈魂，他們都是顫抖著，被拖著，如破布一般上了刑場。人啊人，難道要到了這地步，才能真正的覺悟嗎？
死刑，不一定能減少犯罪；但廢除死刑，會讓人沒有死亡的敬畏，而更顯現人性的惡質和卑怯，這一點卻已經得到證明。（作者為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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